1971年，对我而言，是人生轨迹发生显著转折的一年。当年的一月，我收到了调令，从陕西汉中地区参与国防建设的三线工厂，转调至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由于八总队计划在次年二月正式从沈阳空军划归兰州军区空军，我的调动显得格外仓促，以至于未能完成提干的正式手续。我身着仅有两个口袋的士兵制服，便匆匆赶往沈空机关报到。顺便提及，自1965年6月1日取消军衔制以来，部队的服装设计便只区分了两个口袋与四个口袋，前者代表士兵制服，后者则是干部制服。

未曾料想，此次调动竟使我得以在沈空机关的高层领域，触及“九一三”事件留下的某些余波。

空军是当年副统帅林彪亲自树立的全军标兵，在毛泽东提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后，林彪提出了“解放军学空军”的号召。他的一双儿女又先后被安排到了空军工作，女儿林豆豆于1965年上半年到《空军报》当记者，后来成了该报副总编辑；儿子林立果于1967年初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后改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当秘书，后来当上了司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两人都是“一步登天”，被越级提拔为副师职干部。因此，空军一般被看成是林彪最信得过的部队。这一年发生“九一三”事件后，空军自然成了“林彪反党集团”影响最大的“重灾区”。

事实上，依我当年之见，所谓“影响最为深远”，或许主要表现在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深入学习与过度推崇上。这种现象在当时其他军种部队中实属罕见。

在去年七月，我担当宣传部门的干部角色，陪同沈空张雍耿政委访问了大连空三军的若干驻岛部队。随行的还有司令部及政治部的几位部门领导与参谋人员。我清楚记得，在空三军的时光里，我首次接触到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这份报告的正式名称为《林立果同志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空直机关干部会上的讲用报告》，从我们拿到这份小册子到如今，已有近一年的光景，而距其印刷成书已过去了半年的时间。那份报告，其印刷开本与普通书籍无异，封面以白色为主，书名以红色宋体字体印刷，既显眼又朴实。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提及，他多次反对广泛传播此报告，并屡次下令停止其印刷，甚至派遣其夫人于1970年8、9月间参与的“三代会”上收缴已印制并分发出去的《讲用报告》，甚至在家中将之烧毁。然而，我们当时在空三军所得的《讲用报告》印刷规范，且由军部机关统一分发，我观察到的周围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份，这与吴法宪所述情形大相径庭，难道是在公然对抗吴司令的指令？

说心里话，当时对于这位“立果同志”（空军部队内对林立果的通常称呼）还是有几分钦佩的。他比我大不了几岁，却能说古道今，甚至展望未来，讲述空军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讲述空军的现代化问题，对于那个年代各类资讯十分闭塞、满脑子都只是堆砌着政治术语的我们来说，不啻是难得听到的一次别开生面、拓展视野、振奋精神的报告，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这一《讲用报告》在空军部队被广为传播，除了他周围那些人的极力推动外，其本身具有的魅力也是重要因素。当然，机关里也有不少干部不以为然，认为不过是因为有个过硬后台罢了。在我的心头也曾掠过一丝疑虑：这位年轻的“立果同志”怎么能说出那么高水平的话来？然而，缺乏独立思考的头脑是不会对这类问题深究下去的。很快，注意力便又集中到了认真学习上去了。“九一三”事件之后，这份《讲用报告》被立即收缴了上去。至今仍在为未能悄悄留下这份珍贵文物而遗憾！

在那不寻常的月份，我亦亲历了一桩与“九一三”事件紧密相连的往事。

在那个时期，部队政治工作的关键手段之一，便是塑造各类典型人物，以引领部队各项工作的开展。经过逐级上报，我们得知位于辽宁赤峰的一支空军部队涌现出一位英勇牺牲、抢救战友的战士。我所在的新闻科领导委派我随组织部马科长迅速前往该地，进行采访调查并撰写报道。尽管那个时代英雄辈出，但文革前，英雄人物往往要间隔数年才能出现，如雷锋、王杰、欧阳海等。而在文革年代，或许是由于“阳光雨露”的滋养特别丰沛，各类英雄层出不穷，几乎每隔数日，报纸上就会冒出一个，已经不再那么令人震惊。然而，当我接触到孙丹宁的事迹后，我的心却被深深触动。

这位高炮某师的政委之子，入伍尚不足七个月。他所在的部队正从事着危险万分的洞库工程作业，塌方事故时有发生。而那场悲剧性的塌方，就发生在当年的7月12日，洞库内瞬间浓烟弥漫。孙丹宁当时尚有逃生的机会，却毅然决然地向洞内冲去，边跑边呼喊：“快出来！里面非常危险！”在他的带领下，战友们成功脱险，而他本人却不幸被坍塌的木柱和水泥块击倒，从此长眠。那年，他年仅20岁。即便按照当时塑造英雄的模式，我们对孙丹宁的事迹进行了诸多加工和拔高，但他的英勇事迹本身，已足以撼动人心。因此，当我站在连队宣读那篇文章的初稿时，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9月7日，我们抵达部队并开始了采访工作。正准备深入收集部队的意见，以便对稿件进行修改完善之际，大约在18、19日之间，马科长突然接到沈空机关的电话，要求我们即刻停止采访，即刻返回机关。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我们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何等重大的事情。然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只得暂停采访，着手准备返回。这样一来，对孙丹宁的宣传报道计划也随之搁浅。

我们未曾察觉的是，不仅我们的具体工作被迫暂停，就连那些远在外地执行任务的沈空司政后各部门的干部，也都被火速召回。更为我们所不知的是，自此刻起，空军部队从总部至各基层单位，包括正常的训练、施工、教学等各项任务，亦全面停滞。

恰在笔者对孙丹宁所在部队进行采访调查之际，北京与北戴河之间爆发了那场震动中外的“九一三”事件。9月13日凌晨，林彪及其家属乘坐的三叉戟飞机，正是从赤峰上空——也就是我们头顶之上，沈空辖区之内——飞越国境。因此，在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传达周恩来总理发布的禁空令时，他首先亲自拨通了沈空张雍耿政委和北空李际泰司令员的电话，而其他军区空军则仅由空军司令部调度室进行传达。

更引人入胜的一幕，便是在我们告别赤峰的前夕上演。

临走前，孙丹宁所在部队安排我们到驻扎当地的陆军部队看了一场演出。那时文化生活极其匮乏，能看到一场演出已属莫大享受，哪怕是业余级的部队文工团。演出单位是正在赤峰野营拉练的陆军38军某师。该军大名鼎鼎，被称为中国陆军王牌军。他们同样接到了停止拉练、立即返回驻地的紧急命令。这次演出应该是他们向赤峰当地党政军各界的告别。作为来自沈空机关的“首长”，我们被安排坐在了第一排。演出的剧目算什么剧种已说不清，但对剧名印象却十分深刻——《秀水河子歼灭战》。该剧歌颂的是这支当年四野的主力部队在林彪指挥下、在挺进东北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记得戏中林彪虽然没有出场（领袖人物在文艺作品中频繁亮相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但通过林彪坐骑的“得、得、得”马蹄声从台口自右向左渐渐响过、部队指战员们立正并肃穆地随着马蹄声的移动行军礼、以及最后定格仰望远处山坡上林彪指挥所的灯光等情节，我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这出戏歌颂林彪杰出军事指挥才干和四野部队赫赫战功的主旨。还有一个细节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这场戏里，四野指战员们都将林彪称为“林总司令”，更富感情地简称为“林总”。记得当时我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在全军指战员的心目中，“总司令”的称呼从来只属于朱德。尽管文革时朱德正在落难，名头远不及这位当年的部下响亮。看戏时，我们还悄悄议论说，到底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过的部队，感情就是不一样！谁都不知道、也无法想象，这位深受四野指战员爱戴的“林总司令”，此时此刻已经折戟蒙古、惨然逝去了！

重返沈阳，耳畔悄然传来了种种神秘的传闻：传言陆军部队已悄然进驻各处机场，跑道上车辆停放，禁止飞机升空；又有传言称，北京的国庆庆典安排已被取消；更有说法称，大军区陈司令员——即当时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亲自陪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毛远新视察沈空，并亲自指示，沈空的所有工作须遵照他的安排……尽管众说纷纭，但众人皆苦于无法获得一个合理的解释。

10月上旬，谜底揭晓。

这天，沈空司政后机关全体干部集中到机关礼堂，听取“中发［1971］57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以及其他一系列文件的传达。记得传达这些中央文件时，偌大的礼堂，真的静谧到连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到！一直到走出礼堂，重新见到湛蓝天空、灿烂阳光，依然恍惚如在梦中！——我们天天都在崇敬而虔诚地敬祝其身体健康的林副主席出事了！而且是“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这让所有听传达的人都深感震惊、难以置信！尽管文件中称“林彪这个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大好事”，此次与林彪、陈伯达反党路线的斗争“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人们仍然难以面对和接受这一威力堪与原子弹爆炸相比的突发事件！

某一情节或许能足以揭示，在最初信息传达之际，我们内心的紧张与迷茫。

传达中有一句毛泽东说的话，叫做“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本意是说，追随林彪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几员“大将”不容易改正错误，回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上来。我们宣传部一位干部硬是将这句话听作是“上身穿绒衣下身穿蓝”，结论是空军出大问题了！那个时候，空军军服与其他军兵种唯一的不同，就是下身穿的是蓝军裤。那么，“下身穿蓝”说的不正是空军吗？很长一段时间里，谁都说服不了他，直到大家看到了书面文件。

经历了最初的震惊之后，很快，机关按照要求，转入了批判和学习阶段。所谓批判，自然是狠揭猛批“林陈反党集团”（这是最初的提法，后来将“陈”拉掉了，只提“林彪反党集团”，可能是因为陈的地位无法与林相比；再后来用“反革命”取代了“反党”，称“林彪反革命集团”，可能是因为“反党”还不足以说明林彪问题性质吧）；所谓学习，是按照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向全党发出的学习马列著作，以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的号召，读好马列的六本书。具体书目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选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选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选读）。刚刚从北京参加培训回来的宣传部王泽部长亲自担任学习辅导。于是乎，办公室顿时成了教室，无论部长、科长、还是小干事们，每天的日程都一个样：自学、听课、座谈交流……

实则，在这看似宁静的学习氛围之下，暗涌着一股鲜为人知的审查浪潮。众多与林彪、吴法宪等“高层人物”关系紧密者，纷纷卷入了这场审查的风暴。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提及，沈空机关因“九一三”事件而受到隔离的人员包括司令员王毓淮、参谋长莫阳，以及正在沈阳飞机制造厂工作的吴子吴新潮，还有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的儿子与侄女婿等，共计五十余人。实际上，王司令员与张政委一样，只是受到了常规审查，并未被实行隔离措施。

据当年的审查组成员透露，张政委受到审查的诸多原因之一，便是在陈锡联陪同毛远新抵达沈空进行工作接管之际，他私自拨通了当时处境已十分危险的吴法宪的电话，以核实此事的真实性。毕竟，如此重大的事宜，身为军区空军政委的张政委竟未从空军系统获得任何指令，这实属异常。尽管事后有人可能认为张政委过于“迂腐”，但作为一位资深的军人，他的这一举动实则再正常不过。然而，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原本正常的行为却变得异常起来！

当时，与我一同接受隔离审查的，还有政治部主任王宝功。按照那时的说法，他已接受了“路线交底”，属于“上了线”的人物。原因在于，传闻他与由沈空司令员一职调任空军副司令员的曾国华关系匪浅。而曾国华，正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因被指控“上了林彪贼船”，积极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深陷其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而被关入“学习班”进行隔离审查。直至1978年1月，他忧郁而终。

自然，关于清查工作中的那些细节，都是后来才得知的。以我当年在沈空机关那“小萝卜头”般的身份，根本无从知晓。

2011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