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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抗战题材的作品中都提到过抗战初期中日两军的战斗力对比问题，一般的说法都是四比一。

从现有的资料查证，这个说法是蒋氏先提出来的。

老蒋是曾经在日本学习过军事的人，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对日军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之所以敢说出这番话，相信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的研究的。

事实证明，他的这个估算还是正确的。在抗战初期的淞沪抗战中，双方的战损比差不多就是四比一。

日军的战斗力真的有那么强吗？其实还真的未必。

日军一线将领的年龄偏老，实战经验几乎为零

别看日军不断地在炫耀实力，其实，在抗战爆发前，日军旅团长以上将领的实战经验几乎为零，且大多数都是年过五旬的老将。将领都如此，就更不要说其他人了。

在抗战爆发时，日军统帅级别的，如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都是58岁，松井石根是59岁。

中国方面的白崇禧44岁，陈诚更年轻，才39岁。

战区司令长官级别的（类比日军的军司令官），阎锡山当时是54岁、卫立煌40岁、薛岳41岁、李宗仁46岁。而冈村宁次是54岁，冈部直三郎是52岁。

在这个层面上，中国将领的年龄已经年轻于日军。

但这个不是主要的。因为这些人的级别高，基本上不需要在一线战斗，年龄大不大，对一线指挥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可在中国部队的集团军、军、师这个级别（类比于日军的师团和旅团），双方的年龄差距就很明显了。

抗战爆发时，汤恩伯37岁，关麟征32岁，宋希濂30岁、杜聿明33岁，王耀武31岁。而日军一线的师团长如板垣征四郎是52岁、东条英机53岁、矶谷廉介51岁、土肥原贤二54岁，山下奉文那时候还是旅团长，也已经52岁了。

这几个是比较知名的。

其他的师团、旅团级别的主官年龄和他们都差不多。当然，也有一些更老的，比如106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他的年龄几乎可以与畑俊六比肩。

由此可见，在这个时间，中国部队的指挥结构已经开始逐渐的年轻化了，比同级的日军将领普遍年轻了近20岁，几乎差了一代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抗战更像是一批中国年轻军人与一批日本老军人之间的战斗。

之所以出现这个原因，是日军中僵化的论资排辈升迁制度造成的。

在这个方面，中国部队是占有优势的。

在作战经验方面，其实日军将领更无法与中国部队相比。

自日俄战争以后，日军就没打过仗，就以松井石根这些大将级别的将领为例，他们在日俄战争期间只不过是一些中队长和小队长，根本就没指挥过大型战役。

反观中国方面的这些将领，从当兵那天开始，就不断在打仗，并且都指挥过师级到方面军级别的大战。因此，中国部队的将领在指挥经验方面普遍远胜日军将领。

在这里举个例子。如在南口会战期间，日军第40旅团长山下奉文，也就是后来被奉为“马来之虎”的那个家伙，带着一个机关枪小组和传令兵就上了一线，并站在高处拿着望眼镜视察战场。这就是典型的没有实战经验的作法，如果被中国部队发现，山下奉文的这种做派就是明晃晃的靶子。

同样，此次出战的主将，察哈尔兵團的司令官东条英机也是这种做派。他们之所以还能活下来，只能说是运气。

其实不光这两位，连冈村宁次也犯过同样的错误。

在武汉会战期间，冈村宁次坐着小飞机飞到安庆，又从安庆坐车来到彭泽前线来慰问波田支队。可他却不知道，黄维的第十八军此时就在附近，侦察部队刚撤走，冈村宁次就来了。如果18军的侦察部队稍晚半小时撤走，冈村宁次就要永远告别人世了。

之所以说这么多，其实就是要表达一个意思，别看日军将领在地图上的作战素养比较强，实战经验却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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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火力究竟强在哪里？

武汉会战后，中国将领开始了认真的总结。大家各抒己见，对在战斗上各部均伤亡惨重一事展开检讨。

其实，在淞沪会战结束后，原本对日军抱有恐惧之心的中国将领们就认为，日军并没有他们宣传的那样可怕，这个仗还是打得的。

淞沪会战很特殊，特殊在于淞沪地区本不是一个适合打大仗的地方。

确实，淞沪地区人口密集，河网纵横，地形局促，不适合大部队的迂回穿插战术，只能是用人往上填。

又因靠近黄浦江和大海，日本的海军和空军优势可以发挥，这才是造成中国部队伤亡30余万人的主要原因， 并非是将士们的单兵战术和勇敢不如敌人。

从战术上讲，在淞沪打一场大仗是不智的，可从战略上看，则是非常高明的一招。

通过在淞沪的苦战，成功地把日军的战略由“从北到南”变为了“由东到西”，把日军机械化部队诱至江南河网地带，使其无法发挥作用，同时又保存了实力，并为接下来的抗战争取了时间。

到了武汉会战结束后，大家终于有时间坐下来思考了。

除却日军的空中优势外，令参战各路将领普遍感到头疼的是日军的炮兵优势。

日军每个师团都配备一个炮兵联队（相当于中国的炮团），而中国部队连一个集团军也配备不起一个炮团，充其量是一个炮兵营。

每逢作战，炮团都掌握在战区司令长官手里甚至直接掌握在蒋氏手里。当需要炮兵上阵的时候，还需要蒋氏亲批才可动用。

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以当时中国的国力，确实无法给每个集团军都配备一个炮团，就更不要说军了。

其实，在抗战初期，中国部队的普通士兵都是一些打过多年仗的老兵，无论从勇敢还是作战经验都要远非日军那些“生头”可比。

比如在淞沪会战期间，桂军第7军和48军，那可是在战场上经过检验的被一致认可能打仗的部队。可在大场一战，出战的4万桂军伤亡了两万，让爱兵如命的白崇禧数日不食。

究其原因，还是败在了日军的舰炮和炮兵的打击之下。

若非如此，以桂军的战斗力，即使伤亡了两万，日军也得抛下同样多的尸体。

武汉会战后，各路将领虽然找到了中国部队伤亡巨大的原因，可这是当时无法解决的问题。

“三八式”真的强于“中正式”吗？

日军虽然在炮兵、空军和海军方面占有优势外，其实在士兵的装备方面并不占优势，甚至还落下风。

被我们经常诟病的“中正式”其实挺冤枉的。

人们之所以认为不如“三八式”，是因为在拼刺时，“中正式”的长度不够，容易吃亏。其实，“中正式”的枪身虽然稍短，可枪刺却比“三八式”要长。

如果换在冷兵器时代，枪是百兵之祖，确实是一寸长一寸强。在中国的武术中，只有刀破枪、棍破枪，从来就没有听过枪破刀的。

可时代变了，战争也已经开始从冷兵器时代转变了。虽然拼刺仍然是逼不得已条件下的一种选择，但已经不是主流了。

在“中正式”和“三八式”的比较中，“中正式”的理论射程虽然没有“三八式”那么远，可在必杀距离上，却是“中正式”更胜一筹。“三八式”的必杀距离是460米，而“中正式”的必杀距离是600米，有了这140米距离的差距，其实优劣已经很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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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后，日军钢盔上的红星为何不见了？

在淞沪会战后，日军就已经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主力第9师团的伤亡比例不正常。一般来说，伤亡比例在3比1是正常的，可变成了几乎1比1就是不正常了。

日军还发现，战死的日军的创口往往都是在头部，而且还是钢盔正面中间的红星的位置上。

在武汉会战期间，这个现象再次凸显。

日军开始犯合计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日军钢盔正面中间位置的红星太显眼了，正好成为了中国部队中那些枪法好的战士们的靶子。

本来在战斗中要想找到对手的标记就是一件不好办的事情，可日军既然主动送上门来了，中国士兵们还能客气？

就这样，部队中那些枪法好的老兵就专门瞄准这个红星打，一打一个准。

其实，这也是日军缺乏实战经验的证据。

后来没办法，日军只能把钢盔上的这个红星给去掉了。

那么，中国部队的钢盔上就没有标记吗？

有自然是有。只不过中国部队钢盔上的徽章不在正面，而是在侧面。放在这个位置，你怎么打？

日军中队长带头冲锋并非不怕死，而是他们一线指挥不靠号音靠手势

在和很多关于抗战的文学作品中往往都有日本军官带头冲锋的描写，一般来说，对这种行为的评价都是，这是一些受到“武士道”影响的亡命之徒。

其实，这是个误区。

这些带头冲锋的日军军官并非不怕死，而是日军的指挥条令与其他国家不同。

日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是中队，中队长是主官，军衔一般是中尉或者大尉。

日军的指挥条令是，每逢进攻，中队长在指挥的时候依靠的既不是号音，也不是喊叫，而是手势。

一般来说，战场的指挥员都不应该在一线靠前的位置。这个安排大家都能理解，因为一旦一线指挥员伤亡，部队就将无人指挥。

那么，不靠近一线如何指挥部队呢？靠号音。

可日军的条令不一样，他们靠的是中队长的手势。

因此，每逢作战，我们就会看见有一批中尉或者大尉军衔的日本军官站在一线，拿着指挥刀在那里左摇右晃。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是有多么“勇敢”。其实，他们也怕死，只不过条令就是这么规定的，他们也没办法。

但往往，这批人的伤亡也是巨大的，见面前有这样一个靶子，中国部队中那些枪法好的老兵岂能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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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事都有例外，日军也曾经出现过少佐级别的大队长带头冲锋的事情。

可能有人会说，这不是中队长被打光了，只能是大队长上了吧？

其实还真不是。

武汉会战期间，106师团和101师团就出现过大队长带头冲锋的现象。

原因自然不是他们不怕死，而是另有隐情。

按照日军的制度，在一个镇台，往往要出两个师团的兵力，一个是常设师团，另一个是特设师团。

每当需要征召特设师团的时候，日军总部就把大队长以上的军官派来当骨架，中队长以下的军官则从预备役、后备役中的退役军官中挑选。

可那些预备役和后备役的退役军官们已经离开部队多年，早都忘了仗该怎么打了。

没办法，只能把大队长顶上去了。

大队长都是上面派下来的现役军官，带头冲锋自然没问题。可造成的后果是，大队长级别的人员伤亡太大。一仗下来，所剩无几。

好在那些中队长跟着打了一仗，多少找回来一些感觉。

适应性训练对一支二线部队究竟有多重要？

抗战时期，要说日军中哪一支常设师团表现的拉垮，大家定会异口同声地说-大阪师团。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大阪虽然商业气息浓厚，让大阪人多少都带上了一些商人气息，可人多啊。

侵华战争时期，大阪一共编成了4、25、34、44、68、104、132、144、225师团和独混21、25旅团。

在这些部队中，第4、34、68、104师团比较出名。当然，出的不是啥好名。

可有一点，这些师团都没被撤编。

反而是号称出精兵的东京和熊本，却有两个师团被撤编了。

这两个师团，一个是东京的101师团，另一个是熊本的106师团。

101师团进入中国战场比较早，在淞沪会战期间就来了。可表现一向拉后腿，在武汉会战的东西孤岭一战中，因表现得太差劲，被授予了“东京蜗牛”这个称号。

106师团是在武汉会战爆发后编成并被派到中国战场的，师团长就是那位在中国战场上资历仅次于畑俊六的松浦淳六郎。

其实，老松浦早就不想干了。他从第十师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刚要安度晚年，就被一纸调令调到106师团了。

从一个常设师团长一下子变成了特设师团长，老松浦的内心还是很失落的。

按照惯例，新召集的特设师团是需要进行适应性训练的。哪怕只训练一个月，也能那些老兵们找到一点过去的感觉。

可106师团却没有。在匆忙召集起来之后，没有经过任何适应性训练的106师团就被派上了战场。

原因有两个：

一是，武汉战场吃紧，急需援兵。

二是，日军骄狂过甚，认为只要是出现在战场上，就会撵的中国部队满山跑。

可战斗打响后，却变成了106师团被薛岳打得满山跑。

万家岭之战后，日军也在总结106师团为何会败得那么惨。除老松浦昏愦，部队缺乏有力的基层指挥员中队长之外，没有在战前进行适应性训练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可再好的总结也没能挽回106师团的结局，在首战长沙之后，日军进行了一次结构性的重组，106师团因战绩太差，被取消了番号。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日军存在这么多问题，日军不应该在抗战初期打赢啊！那为什么老蒋还屡战屡败呢？

从战术上看，日军虽然并不高明，但很精细，其分进合击，迂回包抄的战术虽然并不高明，可却屡屡得手。

日军并不是不想采用高明的战术，冈村宁次在南昌会战期间采用的坦克突进战术还要超前于德国的“闪电战”。可经实战检验后，连冈村宁次自己都说，以日军现有的技术装备和战术素养还不足以完成这种高难度的战术。

可从战略上看，日军一受挫于淞沪、二受挫于徐州，三受挫于武汉，虽然都在局部获胜，可在战略上既没有做到让蒋氏坐到谈判桌前，也没能歼灭中国部队主力。

而中国在武汉会战后，既保存了部队的实力，又实现了把战略核心转移到大西南的目的，保存住了抗战的本钱。

虽然在局部失利，可却锻炼了将士，部队数量不仅没减少，反而增加了。

这一反一正之间，抗战胜利的基础已经奠定。

其实，说了这么多，在抗战初期，日军在根本上优于中国部队的只有一点，那就是部队经过了系统的严格地训练。

经过了严格训练的部队，哪怕将领平庸一点，也能带着打仗。可要是部队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即使派去了一位名将也没用。

经制之师，才是致胜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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