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讲述：谁将毛泽东长媳投进上海监狱？

毛泽东之长媳刘松林，无人敢将其囚禁于牢笼。记得1986年11月25日，我有幸造访北京刘松林府邸。得知我来自上海，她便向我娓娓道来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那是在“文革”时期，1971年10月，她不幸被拘押于上海的狱中。

我深感震惊。不禁连声询问，究竟是什么让您落入了上海监狱的囚笼？是谁如此大胆，敢于将您囚禁于此？经过她详细的叙述，我方才恍然大悟，原来那荒谬的年代里，竟发生了如此荒唐之事……

在囚禁的日子里，双眼被布条遮蔽，十五载岁月里，我竟不知身在何处的牢狱之中。

我询问她当时被关押在上海的哪所监狱，她回答称并不清楚。她解释说，在被带上汽车后，双眼被蒙上了黑布，以至于她连方向感都丧失了，分不清东西南北。

我向她坦言，经过屡次深入上海各监狱进行采访，我对上海的监狱体系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听闻此言，她喜出望外，兴奋地表示，若我有幸前往上海出差，必定会恳请您帮忙探寻昔日的关押地点。她的热情洋溢，以至于我们交谈至深夜11时。更巧的是，那天杨开慧的侄孙女孙燕也莅临访客，我们借此机会畅谈了关于杨开慧的诸多往事。

二十余日后，即1986年12月16日，我自广西桂林出差归来，抵达上海。次日夜晚，从北京出差至上海的刘松林女士莅临我家。彼时，出租车尚不盛行，而她在上海亦无专属车辆，竟是在上海朋友的陪伴下，乘坐公共汽车抵达我家。

她表示，此行上海出差之际，她希望能顺带探访自己在“文革”期间被囚禁的地方。我好奇地询问，那所监狱有何特别之处？

她轻声说出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语：“我身处一栋楼房的第三层，窗户上被牢固的铁栅所封闭，透过那铁栅望去，只见一片广阔的农田。”

她的话语让我推断出她当时被囚禁于上海的具体位置。她提及“窗上设有铁栅”，这暗示了这是一所正规的上海监狱，而非临时羁押之所；而她所说的“透过窗户可见一片农田”，则进一步指出那是一所位于郊区的监狱。众所周知，当时上海的监狱大多集中于市区，唯有能从窗口眺见农田的，才可能是在郊区的监狱。因此，我迅速推断她很可能被关押在漕河泾的上海少年管教所。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监狱，曾是国民党时期所建，起初被称为上海漕河泾监狱。后来，它被改称为上海市少年管教所。由于漕河泾地区当时属于上海郊区，即上海县，因此附近才有农田存在。

显而易见，上海少年教养院是专为少年罪犯设立的地方，她为何会被囚禁其中？回顾“文革”时期，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当时，上海少年教养院甚至关押了众多老干部和文艺界人士。其中，就包括上海市的“走资派”代表人物陈丕显和曹荻秋。

在采访我国著名音乐家贺绿汀的过程中，他坦诚地提及了自己也曾身陷囹圄，沦为“少年犯”。贺绿汀分享了一个细节，他在狱中理发时发现，理发室内地上遍布白发，这表明那些被关押者多为资深干部。

我立刻告诉她我的判断。

12月18日晚，我搭乘公交车前往探望刘松林。刘松林所居之地为上海巨鹿路的空军招待所，位于15楼203室。正值凛冽寒冬，室内并未供暖，她头戴一顶驼色绒线帽，身着一件厚重的咖啡色羽绒服。她期望我能陪同她一同前往上海少年管教所，实地考察一番，“以证其实”。我答应她，将会协助联络事宜。

助刘松林证上海少管所情况

12月19日的夜晚，刘松林再次踏上了公共汽车的旅程，这是她第二次来到我的家中。我向她透露，我已经与上海少年管教所取得了联系，并安排了次日前往那里的行程。听到这个消息，她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当天，她在我的书房里流连忘返，饶有兴致地翻阅着我收藏的江青（蓝苹）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百篇报道剪报，以及众多蓝苹的剧照。

12月20日，鉴于即将访问监狱，刘松林特地请空军招待所安排了一辆越野车，车上的驾驶员名为小王。当日上午，刘松林与小王抵达我的住处，随后我陪同她们一同乘坐越野车抵达了位于漕河泾的上海少年管教所，这里被高耸的围墙和环绕的电网所严密守护。1985年那部在全国引发广泛反响的电影《少年犯》正是在此地取景。当时，少年管教所内关押着众多少年犯，因此我们必须完成一系列的入所手续。

上海少年管教所所长张谷雷热情洋溢地接待了我们一行人。张所长在少年管教所深耕多年，听闻刘松林提及窗外尽是农田的景象，便亲自引领我们来到2号楼，随后登至三楼。踏入三楼，刘松林激动地连声赞叹：“真的很像，真的很像。”她沿着走廊随意漫步至东端，尽头处的一间朝北房间映入眼帘，她不禁低声自语道：“应该就是这一间了。”

这囚室已然被改建为队长的专属办公室。刘松林步至窗边，只见铁栅栏环绕的窗户外，一排排崭新的楼房映入眼帘。

“那曾是菜地。”张谷雷道。

“此间昔日……”刘松林手指窗外那片水泥荒地。

“那猪棚！”张谷雷与刘松林几乎异口同声地叫道。

刘松林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犹如进行地下活动时对接到了隐秘的联络暗号。她梦寐以求的“文革”纪念地，终于浮出水面。

漫步于那狭小的空间，她目不转睛地观察着四周，心中不禁涌起苦涩的往昔。她回忆道：“那时的我，总有两个守卫日夜守候在我的床榻之旁，轮班值勤，对我的行踪进行无微不至的监视。屋内灯光通明，夜幕下亦如白昼，使得我难以入眠。每当夜深人静，我独自一人前往洗手间，身后总有一名看守紧随其后……”

她特意前往了洗手间一探究竟，发现那里的布局依旧保持着昔日的样子，唯一的区别在于，原先安装在门口的电灯，现在已被挪至了室内。

“那改装是在几年前进行的。原先，那装置确实是安置在门口的。”张谷雷如此陈述。

刘松林请我为她拍照。在那幽闭的囚室里，在楼宇的门口，亦或是在大门口，她定格了无数帧“纪念之影”。

刘松林感慨道：“这些影像，比任何旅行中的留念都要来得弥足珍贵！”

老杨也被捕了

她还说老杨那时也被捕。

她所提及的老杨，实则指的是她日后的伴侣杨茂之。在1990年的那个炎热的夏日，我有幸在北京对杨茂之进行了专访。

众所周知，1950年11月25日，毛泽东之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英勇捐躯。彼时，毛岸英年仅28岁，而与他新婚仅一年多的刘松林也仅有20岁。毛泽东深怕刘松林难以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遂隐瞒了三年，方才将毛岸英牺牲的消息透露给她。自那以后，毛泽东将她视为己出，劝她再嫁，并竭力为她寻觅合适的对象。

空军副司令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向毛主席引荐了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杨茂之，这位教员同样曾远赴苏联深造。刘震强调，杨茂之先生不仅学识渊博，更以忠厚正直著称。

毛泽东同意了。

实则，刘松林于苏联深造期间，曾在一场留苏学生聚会上与杨茂之有过一面之缘，但遗憾的是，彼时双方并未交谈。杨茂之与我国志愿军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慧等人同于1954年抵达苏联。此后，杨茂之便在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

在毛泽东的撮合下，刘松林与杨茂之于1962年2月喜结连理。彼时，刘松林刚从北京大学顺利完成学业，随后被分配至工程兵科研部，负责技术情报的俄文翻译工作。

在刘松林与杨茂之喜结连理之际，毛泽东特地派人送来三百元人民币，作为他们婚礼的贺礼。此外，他还亲笔抄录了自己新创作的词作《咏梅》，以此作为对这对新人美好的祝愿与永恒的纪念。

在那1963年的深秋，刘松林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她与杨茂之共同商议，决定以“小英”为名，以此来缅怀为国捐躯的毛岸英。

刘松林坦言，上海对她而言并非陌路，她的根就深植于此。自从老杨被捕，她心中不禁疑惑，不知自己是否与他同囚一室。

刘松林坦言，她时常凝望窗外，只见一片农田的景致，而其间亦可见晾晒被褥的角落。她常驻足窗畔，凝神细瞧那些被褥，心中竭力辨识哪一床是杨茂之的——毕竟，那床被子是她亲手缝制的。

不久后，那扇窗便被看守用厚厚的纸片严密封堵，自此，她便无法再窥见窗外的任何风光……

江青命令抓捕刘松林。

在“文革”时期，刘松林在上海遭遇了怎样的监狱生活？她向笔者讲述了她在那段动荡岁月中的亲身经历……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松林便遭遇了剧烈的冲击。这场挑战的发起者是谁呢？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军人物”、当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江青。

那是在1966年7月26日，江青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到北京大学，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点火”。照理，这“点火”，也就是点“文革”之火罢了。可是，江青越讲越激动，把进驻北大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批判了一通之后，忽地把家里的事也夹杂在一起进行“揭发”：“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她自己说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

张少华和毛岸青是在1959年结婚的。她确确实实是毛泽东的二儿媳妇，而江青却声称“根本不承认”！江青的一番话，马上就被作为“中央首长讲话”印成传单，撒向全国。

得知消息后，张少华与张文秋当夜便匆匆转移，力求躲避江青派遣的人马追捕。她们在北京四处奔走，藏身于各处，度过了那段艰难困苦的时光。

祸水将及刘杨二人。

杨茂之与刘松林喜结连理之后，便从空军学院转至空军部队，任职于北京沙河机场，担任团长的职务。随后，他再次被调往山东高密。在“文革”期间，老杨已晋升为空军飞行副师长。然而，他却不幸被视为“不可靠之人”，遭受停飞处分，同时党内外的所有职务也被暂停，接受审查。自那以后，他失去了驾驭战鹰翱翔于蓝天之上的权利，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

老杨受命前往济南，接受一番批判洗礼，不久后，又转赴江苏盐城继续他的旅程。

刘松林无法踏入中南海的门槛，境遇亦颇为艰难。无奈之下，她只得携子离京，远赴江苏盐城，与丈夫重聚。

然而，江青对他们始终穷追不舍。直至1971年10月，刘松林与老杨不幸被拘，双双入狱。他们被冠以“反革命”与“政治犯”的罪名。

江青以何借口逮捕他们？

杨茂之向笔者透露，自他“退役”以来，内心一直笼罩着苦闷。不久之后，他又不幸患上了肝炎。1970年，他在上海接受治疗，住院时间颇长。然而，有一天，几名军人突然闯入医院，将他逮捕。他被押上汽车，两旁分别坐着两名看守，与刘松林被捕时的情形如出一辙。

汽车行驶了许久，他尚未探明具体所在之地，便被强行带入了那间昏暗的房间。

屋内空旷无窗，地面潮湿，铺满了稻草。直至数日后，方才被赐予一张摇曳不定的木床。室内灯光刺眼，距离张小木约一米的距离，始终坐着一名看守。门上设有窥视孔，门外的守卫亦时刻关注着室内的任何动静。他的裤带和鞋带均被抽去，以防他自寻短见。昔日享受空勤待遇的他，如今却只能与囚犯同食。

不一会儿，两名军人步入牢中，推开铁门，各执一臂，将他强行带出。他手提着那无带之裤，脚下拖曳着未系之棉鞋。刚一走出，强烈的阳光让他瞬间目不能视，几乎迷失方向。随后，他被拽向一排朴素的平房。待至近前，他看到门上用绿漆鲜明地写着三个字：“提审室”。

踏入屋内，老杨的目光迅速扫过，发现一张桌子后边聚集了数人。其中一位年约五十余岁的女性身着便服，而三名男性则身着军装。他迅速辨认出其中一位脸色铁青、居于中央的男子——那正是王洪文！

宅内幽深，两名士兵在桌旁数米开外，命令他停下脚步，左右两边严密监视，似乎担心他会有所动作。他站稳后，王洪文猛地一拍桌面，致使桌上的茶杯盖子飞起，茶水四溅。王洪文声音严厉地说：“杨茂之，你是否清楚自己的罪孽？你恶意诋毁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你攻击江青同志，即是挑战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你必须如实坦白你的严重过错。”

老杨怒视不语。

王洪文见对方无动于衷，便提高音量斥责道：“你以为自己是谁？你所言所语，不过是妇人之见。听好了，我已将你的妻子拘捕！别抱任何幻想，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的罪行——究竟是如何恶意诋毁江青同志的。撰写交代材料，切勿泄露他人，我将派专人前来收取，务必确保不外传。”

闻悉刘松林亦遭拘捕，老杨方始恍然大悟。他自始至终缄默不语。王洪文一番咒骂后，终是无奈地结束了这场“审讯”。

‘不会的，她不行’！”

老杨言论上报。

毛泽东：“小孩无错”

刘松林被捕之际，起初与老杨共处一狱。然而，她竟浑然不觉，不知老杨亦已被捕。

在就诊之际，一位仁心仁术的医生不慌不忙地翻阅着病人登记簿，目光最终停留在了老杨的姓名页。刘松林瞥见杨茂之的名字，心中一震，这才得知他已被捕的消息。

她迫切地想要知晓老杨被囚禁的具体地点。然而，不久后，她便被转送至另一所监狱——那便是上海漕河泾监狱。她犹记得，转移当天，一辆越野车驶来，车前座上坐着上海造反派的首领戴立清，而她则被安置在后座，两旁各有一名押送人员相伴。车辆启动后，她的双眼被蒙上了一层黑布。

她困惑不已，不知自己究竟犯了何等“重罪”。这次，又是王洪文对她进行提审，他紧追不舍地逼问，质问她如何“恶毒诋毁敬爱的江青同志”。这才使她恍然大悟，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身陷囹圄之际，她深思熟虑，认定唯一的救赎之道便是寻求毛泽东主席的援助！

那所谓的“恶意诋毁”之词，并非出自杨茂之之手，亦非刘松林所构思，而是毛泽东本人亲口所言。当刘松林与张少华终于有机会见到父亲——毛泽东主席时，她们好奇地询问：“听说江青将要接任，这是真的吗？”毛泽东则爽朗地笑答：“不会的，她不合适！”

刘松林亲耳聆听了那被称为“最高指示”的言论。归家之后，他满怀喜悦地向杨茂之述说了此事。杨茂之性情直率，难以将心中的话语憋住。在他人夸赞江青为“接班人”之际，他忍不住脱口而出那句“最高指示”……江青得知此事后，深怕这“最高指示”在民众间流传开来，遂急忙将杨茂之和刘松林拘禁入狱。

刘松林明白，唯有父亲毛泽东能助她一臂之力。因此，她打算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然而，时刻有监视人员守候，她如何能悄无声息地完成此事？即便信件写成，又该如何安全寄出呢？

经过深思熟虑，刘松林灵机一动，决定采取直接的方式：既然光明磊落，那便公然提出，给毛主席写信。信写好后，她打算通过王洪文转交。她相信王洪文不会拒绝转交，毕竟她日后总有见父亲毛泽东的机会。如果她提及王洪文扣留信件的事情，王洪文将难以承担后果。

的确，当王洪文对她进行提审之际，刘松林毅然提出要致信毛泽东主席，并恳请王洪文代为转达。面对此请求，王洪文虽不情愿，最终还是予以应允。然而，他随之提出一个条件，即信件不得封口。

刘松林将致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当面交付给了王洪文。面对这封信，王洪文深知不能擅自扣留，遂将它转呈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阅读女儿刘松林的来信后，方才明了了事件的始末。他随即作出批示：“孩子们并无罪责。”

“最高指示”一经发布，江青、王洪文无奈之下只得释放了刘松林与杨茂之。彼时，刘松林已被囚禁于上海漕河泾监狱长达五个月。刚分娩不久的她在狱中忍受着极大的折磨，从清晨5点直至夜晚10点，她被迫保持坐姿，直至入眠。她需用冷水洗涤衣物，手指因浸泡而红肿不堪。她，身患疾病，苦不堪言。

刘松林虽已重获自由，却不幸被调入空四军的“批林学习小组”，日常任务便是撰写“揭发”报告。对此，刘松林向小组负责人提出质疑：“我与林彪反革命集团并无瓜葛，为何要强迫我撰写‘揭发’材料？”

在叶剑英元帅的大力协助下，毛泽东主席予以批准，刘松林终能返回北京接受治疗。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刘松林与老杨心中喜悦难以言表。到了1979年，老杨的冤屈终于得到了全面的昭雪……

老杨最终亦重返北京，自1983年起，在空军学院担任研究部副部长的职务。谈及那段过往，老杨不禁感慨万千，对笔者娓娓道来：“那十年，真是倒霉透顶！自‘文革’伊始，我便命运多舛，遭遇‘停飞’。唉，其中的辛酸，非言语所能尽述，仿佛一场漫长的噩梦……”

老杨回忆道，在1980年那场审判“四人帮”的关键时刻，他曾亲赴北京正义路，现场目睹了庭审的全过程。江青和王洪文的受审场景令他深感欣慰。他感慨地说：“他们终究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希望提审戴立清和廖祖康。

在那1986年12月20日的上海，刘松林寻访到昔日关押她的监狱，随即提出请求，希望能够提审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当年将她送入上海少年管教所的戴立清，另一位则是王洪文的机密秘书廖祖康。她希望借此深入了解自己被捕时的详细经过。

戴立清与廖祖康均被视为王洪文的“亲信”。在“文革”期间，戴立清凭借造反起家，晋升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然而，随着“四人帮”的覆灭，他被认定为“四人帮”在上海的派系首脑。1982年8月21日，戴立清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剥夺政治权利3年。

据相关方面指出，“此类人不宜接近”，然而若需探究相关问题，不妨通过适当的组织渠道，促使监狱方责令戴立清与廖祖康进行说明。刘松林本人不宜直接与戴立清、廖祖康会面。

自离开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我便陪同刘松林漫步于上海的徐家汇，随后一同前往我的住所。这是她第三次踏足我的家中。当晚，我的母亲热情地邀请她共进晚餐，她显得格外欣喜。每逢造访我家，她对待长辈总是充满敬意。

她感慨道，此次上海之旅，她终于找到了那段“文革”岁月中曾囚禁她的牢狱，并详尽地梳理了那段关押历史的脉络，这些发现无疑为她的回忆录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在告别之后，她便踏上了回北京的旅程。时值两个多月后的1987年2月14日，刘松林自北京致信与我，言道：“春节过后，我尚未与政保处取得联络，考虑到他们或许事务繁忙，便打算稍作推迟，择日再行联系。”

在接到刘松林的来函后，我于1987年2月17日随即回信，并将自己在上海少年管教所拍摄的照片一同寄出。嗣后，1988年4月5日，我在上海的某劳改工厂对廖祖康进行了采访。廖祖康对自身过往经历和王洪文的印象做了详尽的阐述，但对于王洪文审问刘松林的细节，他却表示并不知情。

1996年5月24日，我赴北京探望老杨与刘松林，向他们告知上海少年管教所已被拆除，现已被一座巍峨的光大会展中心及海友花园所取代。刘松林对此感到庆幸，因为在十年前，他曾有幸在那里留下了那些弥足珍贵的影像。

深深怀念毛泽东

刘松林历经风雨，终在今日安享美满的家庭生活。她的四个孩子均已各自成家立业。她每日坚持锻炼，其容光焕发，相较往昔更显年轻。

她于院落之中栽种了众多爬山虎，使其攀爬至高耸的围墙上。她坦言，围墙总令她联想起上海的牢狱，因此她决心以爬山虎的绿意覆盖之，以实现围墙的“绿化”。

2008年12月18日，刘松林来电通知，她与儿子杨小英即将抵达上海。她诚挚地邀请我和妻子于次日十点，在上海威海路毛泽东故居相聚，共同出席那里举办的“毛岸英烈士史料实物陈列馆”的开馆典礼。

我们夫妇俩准时抵达了威海路583弄（昔日公共租界的慕尔鸣路甲秀里）。78岁的刘松林头戴一顶洁白的羊毛帽，身披一件黑色的皮风衣，脖间系着一条五彩斑斓的围巾，神采奕奕。

位于弄堂深处，坐落着一座二楼二层的砖木结构老式石库门建筑，面向南方，背对北方，占地面积达520平方米。她向我透露，这座石库门建筑中的7号房间，正是毛泽东同志的故居所在。

1924年2月，毛泽东及其夫人杨开慧携带着两岁的长子毛岸英与仅三月份大的次子毛岸青，在此定居，直至年底方才搬离。

毛泽东在其光辉一生中，共莅临上海五十余次。在这其中，1927年以前，他已十度踏足这座繁华都市。此处，便是他第九次抵达上海时驻足之地，亦是他携家人同住时间最为悠长的所在。

恰逢国共两党首次携手合作之际，毛泽东身兼数职，除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一职外，还肩负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及文书科代理主任的重任。杨开慧女士在悉心照料孩子之余，亦投身于工人夜校的讲台，传授知识。鉴于毛岸英烈士曾在此地居住，故“毛岸英烈士史料实物陈列馆”便选址于此。

随着“毛岸英烈士史料实物陈列馆”开幕式的圆满落幕，刘松林女士，作为毛岸英的挚爱，亲自为陈列馆揭幕。

漫步于上海毛泽东故居内，刘松林轻抚着手中的数码相机，逐一向我展示存储卡中珍藏的第三代孙辈的众多影像。此刻，她的面庞洋溢着满足的笑意。从她的眼神中，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她晚年的生活被温馨的家庭氛围所环绕。